《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应当根据宪法和法律。

刑事侦查机关开展的是刑事立案前的审查工作，适用的是《刑事诉讼法》第112条规定的刑事立案前的审查程序。（3）重塑巡回法庭定位。

而当不同审判组织对同一事实认定差异过大又不能进行合理解释时，很可能会损及法秩序的统一性，进而影响司法判决的权威性。[14]但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前置法是规定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的行政法律、法规。2017年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9件，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22件，操纵证券、期货市场案7件，全部是行政优先处理的典型适例。庭审实质化不仅要求刑事诉讼以审判为中心，审判以一审为中心，一审以庭审为中心，庭审以证据审查为中心，其实更要求庭审程序及其具体环节，当繁则繁，当简则简。[9] 2015年《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6条规定：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

虽然此类行政犯以行政不法性和民事不法性为共同的前置法不法性，但是，行政法的违反和行为之行政法不法性是行为不法的主要决定性因素，行政秩序是行政犯侵犯的主要法益，民事私益是行政犯侵犯的次要法益。这样的行刑衔接程序法网，究竟是有效治理行政犯的正当程序，还是反向激励不法行为人逃避法律制裁的天堂？实际上，对《刑法》第201条的法律性质及其司法适用，结合2015年《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6条、第52条的规定不难看出，[9]对于超过行政处罚时效的逃税行为，税务机关虽然不得作出行政处罚，但仍应对逃税行为人作出补征税款，缴纳滞纳金的行政处理决定。[10] 田宏杰：《行政犯罪的归责程序及其证据转化——兼及行刑衔接的程序设计》，《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143页。

事实上，上述机制已在证券犯罪行刑衔接治理中开始试行。在现有知识产权、金融、环境案件民事、行政两审合一基础上，将知识产权犯罪、金融犯罪、环境犯罪等刑事案件吸纳进来，由专门审判庭一并管辖审理。而合作是人类交往的高级形式，在国家行政、社会公行政和公民自律等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多方合作才是社会治理的主要范式。更何况，诉讼模式和诉讼程序并非同一层级的概念，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也并非对抗式诉讼模式的专利，其同样可以适用于合作式诉讼模式。

而程序终极性和实体救济性的并行不悖，不仅赋予了司法对行政的审查权威，以实现司法对行政的有效监督和保障，而且使得司法乃社会治理的终极法律形式业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故而，持有既不是与作为、不作为相并列的第三种行为类型，更不是非行为的一种事实状态，而只是持有型犯罪的一种统称，就某一具体持有行为而言，或者仅系作为，或者仅系不作为。

这样一来，不仅彻底消解了刑事诉讼程序的独立性及其对行政处罚程序的保障与监督功能，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刑事追诉时效制度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22]为实现法治统一，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设立金融、知识产权等专门法院，实现了知识产权、金融等案件的行、民两审合一。文章来源：《法律科学》2022年第5期。因而合作式诉讼的程序简化，必须以辩方合作的自愿性、量刑协议的公平性、协商程序的合法性为根本前提和庭审审查核心，上述三大要素缺少其中任何一项，量刑协议均不可能得到法庭支持。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及其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至于治安管理、市场管理、生产作业安全等特殊行业或领域，行政处罚时效往往短至3个月至1年不等。[3] 田宏杰：《知识转型与教义坚守：行政刑法几个基本问题研究》，《政法论坛》2018年第6期，第29-30页。由此决定，如果不能首先确定秩序的架构，更无法厘清秩序框架下的私益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无法判定侵权事实、认定侵权责任。

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的行为构造则在于，行为人违反不得持有枪支、弹药的禁止性义务而持有枪支、弹药。虽然201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第49条规定，违法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食品，或者为食用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在法益保护比例上，刑法保护的设置和启动，以法益的前置法保护已经达到或接近达到第一保护性规范的保护力量上限，实有济之以刑法力量增援和法体系第二次保护之必要为判准。根据2017年《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对于这些证据的收集，当事人有权申请法院向行政机关调取，法院亦有法定义务调取，行政机关更有法定义务提供。

[15] 〔英〕格里·约翰斯通、〔美〕丹尼尔·W. 范内斯主编：《恢复性司法手册》，王平、王志亮、狄小华、吴啟铮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03-304页。而我国的合作式诉讼，法庭审查则必须实质化。[2] 〔美〕C. 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段小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结合辖区案件特点，将巡回法庭调整为三审合一专门审判庭的专门上诉法院。上述制度规则已经为投资者获得民事赔偿提供了法律依据，法院审理中可以根据个案情况判处、追究违法者的民事责任，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但是，刑法并非前置法的附庸，相反，无论在定罪还是量刑上都有着自己作为法体系最后一道防线的相对独立判断。

3.关于诉讼证明标准的恪守 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均采高度盖然性或优势证据规则，而刑事诉讼要求排除合理怀疑。（一）关于合作式诉讼与庭审实质化的关系 在我国，合作式诉讼适用的案件多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没有争议、应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罪案件，实践运行中，庭审基本流于形式，多数案件庭审在10分钟内完成，高达95%的案件当庭宣判，以致多数学者认为合作式诉讼是独立于庭审实质化的另一刑事诉讼改革路径。

2.关于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坚持 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奉行谁主张谁举证，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由控方承担，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则由被告行政机关负担。（二）关于合作式诉讼与协商式诉讼的关系 目前，无论刑事和解的推行还是认罪认罚从宽的施行，在我国并没有与之配套的独立协商程序，而是视案件轻重，分别嵌入于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抑或普通程序之中。

[7] 田宏杰：《行政犯的法律属性及其责任——兼及定罪机制的重构》，《法学家》2013年第3期，第60页。如果说本应完整细致展开的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庭审程序，人为省略简化以至沦为走过场是庭审形式化的表现，那么本应简化流程、省略环节的庭审程序，人为复杂化地完整进行，同样是与庭审实质化不相符的庭审形式化的表现。

更为重要的是，行政犯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因行政先理为原则与刑事先理为特殊相统一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运行，而使刑事诉讼程序的繁简分流和刑事案件的合作简化处理，奠基于行政执法专业人员对行政不法事实认定和行政法律责任追究的基础之上。但是，作为所有部门法的后盾和法体系最后的保障，刑事立法规制还应当讲求有效。因之，协商式诉讼既不能透彻地揭示刑事诉讼模式再造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之间的有机联系，也不能为控辩双方以外的其他社会治理主体参与刑事诉讼提供足够的开放空间和制度供给，毕竟，协商只是刑事诉讼和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其不能够也不应当担负起刑事诉讼模式现代化再造的重任。[12] 田宏杰：《立法扩张与司法限缩：刑法谦抑性的展开》，《中国法学》2020年第1期，第181页。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就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出台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然遍寻《行政处罚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其他相关基本法律，立法对此完全不置一词，并无任何这样的规定，虽然刑事优先在刑事法学传统通说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实，不仅形式上于法无据，而且实质上与行刑关系的立法精神亦相抵牾。

最后，按照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和刑事制裁必要性，结合《刑法》第13条但书进行行为定量解释，以确定行为入罪的追诉标准，从而实现刑事司法适用解释的分配正义。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20]以此为据认定胡某负有相应民事责任。

如果诉讼标的是行政处罚行为，由于行政处罚与刑事制裁是制裁配置的递进关系，刑事制裁的功能在于对行政处罚进行力量上的增援，而不是对行政处罚进行维护，本不存在谁是前提的问题，但由刑罚适用的谦抑性所决定，行政处罚的适用及其效果是量刑时需要重点考量的因素，故而行政诉讼的优先进行，更有利于刑事诉讼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刑罚适用科学性的均衡实现。而在刑事司法领域，2007年试行的刑事和解制度在2018年刑事诉讼法中的立法化，以及2016年试点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随着2019年《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颁行的全面推广，则宣告了以恢复性司法为依归、以合作式司法为范式的刑事诉讼程序现代化在我国的开始。

至于责任配置的科学调整，则主要是单位犯罪双罚制的贯彻，尤其是要加大对单位犯罪之单位的制裁力度。更不是控辩双方参与诉讼的一致初衷和共同追求，正如战争结果乃战胜国和战败国双方角力争斗形成，但不能因此以为，战争乃是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合作，或者是双方合作的一种形式。唯有秉承共治理念、遵循共治路径、追求共治目标的合作式诉讼，才能达致现代刑事治理体系的理想彼岸，有效治理行政犯。而对抗式诉讼虽以两造对抗为形式，殊途同归地促成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诉讼结果的达致，但合作既不是两造对抗的起点和动机，也不是两造对抗的终点和归依，故集价值理念、目标、方式于一体的合作只能发生在合作式诉讼里。

（三）关于合作式诉讼与对抗式诉讼的关系 一般认为，对抗式诉讼通过双方当事人的攻防对抗和激烈争斗，让事实真相浮出水面，从而确保法律的准确适用，因而对抗式诉讼的精髓在于，控辩双方以形式上的对抗实现了实质上的合作。[12]例如，持有究属行为还是行为后的状态？如属行为，究系作为、不作为还是与作为、不作为相并列的第三种行为类型？自储槐植先生在《美国刑法》中首次将持有视为第三种行为类型后，[13]有关持有的解释就成为刑法学界一个聚讼至今的重大疑难问题，甚而有学者基于持有系状态而非行为的主张，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我国《刑法》第395条中的立法化，不仅首开刑事诉讼举证责任倒置之先河，而且实行的是有限制的罪错推定。

而私益公法化的起因和目的，则在于借助公法手段保障私益，故而秩序犯下的私益，虽然脱胎起始于私法，但私益与私法已分道扬镳，并在公法的秩序框架里得以重塑并受到保护，不仅公共空间是私益得以形塑重构并赖以发展的空间，而且公序建构正是私益得以重新型构并获保障的根基。这样解释适用刑法，既合理消解了不必要的学术纷争，又合法地实现了法律适用的行刑有机衔接。

第52条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